回到前文提到的旧村改造问题，理性的个人是不会拒绝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

立法者不可能识别个体目的的重要性差异，更不可能提出一个真实的共同目的。其中主要原因正是社会个体的自利心理。

所谓公共利益/共同体利益/社会利益，顶多是共同体成员的利益简单相加之和（1+1=2）。大量人口由原来的独门独院走进了人口稠密的小区，需要与更多的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如此等等。[15] 4.私法应当保持目的中立性，不要试图服务于某种共同目的[16] 基于前述三大命题，个人主义进一步提出，民商事立法应保持目的中立性，不要试图服务于某种共同目的，包括所谓的社会共同目的和特殊个体或群体的特定目的。[5]易军：《私人自治与私法品性》，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71-72页。关于第二点担忧，个人主义论者混淆了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是国家权力介入私人社会的必要性问题，即私人社会生活是否有通过国家权力的介入和组织得以提高的前景。

[39]经验研究表明，这一仅针对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制度调整很快就在实践中起到了良好效果。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主法制建设上走过一段弯路，尤其是从反右斗争至‘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片面强调国家和社会[集体]利益，否定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已趋于极端的社会本位。个人主义认识论将对前一种共同目的的否定直接转化为对后一种共同目的的漠视甚至否定。

[40]如果未来能够进一步改变土地流通模式，强化村民对土地的流转决定和收益权，控制地方政府因土地财政而出现的与民争利机会，那么，政府介入和组织旧村改造时的权力风险就更容易控制。[3] 对我国私法学过分侧重制度性研究的评述，参见王轶：《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过分侧重制度性研究的缺陷及其克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期。另一个概念产生于个人主体地位得到认可的现代世界，即个人主观上追求的目的（purpose）。[8] [法]路易·迪蒙：《论个人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43-244页。

社会个体有必要与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在更多的内容上，开展更深入的合作，藉合作追求共同主观目的普遍实现。有观察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私法在内的整个中国法学都深受祛政治化思潮的影响。

在人数规模较小的共同体中，个体通常能够自发的采取集体行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要处理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为了确保独立司法，还必须结合司法改革的社会背景，从内、外两个方面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内容摘要： 我国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强调法院整体的独立性，实践中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异化为司法的地方化以及司法的行政化。

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应当把握改革契机，推动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在我国，应当淡化司法独立的政治色彩，构建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为核心的司法独立，并排斥案外因素的影响，以司法的法律效果为根本追求为了确保独立司法，还必须结合司法改革的社会背景，从内、外两个方面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应当把握改革契机，推动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在我国，应当淡化司法独立的政治色彩，构建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为核心的司法独立，并排斥案外因素的影响，以司法的法律效果为根本追求。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要处理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内容摘要： 我国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强调法院整体的独立性，实践中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异化为司法的地方化以及司法的行政化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或争议时做出决定。

合伙人的回答是，做出错误的决定。在多背景的团队中合作设计出创造性的且时常是协商后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些一定意义上表明，世界的多重变奏使得我们这山望着那山高。因此，如此众多的观点都提及国际化，但各派观点彼此迥异：海外学习的学期制？视频会议、远程视屏或其他形式的远程教育？更多的比较法课程，或交换课程，比如中国大学的教师与课程都可与密歇根州的学校进行互换交流？新的跨体系（trans-systemic）课程，阐明不同法律体系下处理商业关系所蕴含的概念或的经济制度？ 实际上，当前建议的内在张力禁不住让人想起法律教育中长期存在的困境。据史书记载，普罗克汝斯忒斯曾开设黑店打劫路人，并特意设置了两张长短不一的铁床，强迫身矮者睡长床，强拉其躯体使与床齐。有传记研究和个案分析。

首先，在考虑是与非时，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判断。哪一种经验呢？年轻人有点紧追不舍。

本次会议所提出的一些建议瞄准了这些不在格里斯沃尔德院长的清单上的目标或其他目标。这一工作极为重要，因为这个世界所面对的问题是如此严重，而我们法律人恰恰握有大可作为的的工具。

最近有关学习的研究突出强调，参与和记忆之互动的重要性——它们是学习的关键要素。像法律一样，法学院有能力延续传统并推动变革，保护合理预期和启迪未来改革。

一些人极力主张高中毕业之后，即可开始法律训练或为之做准备，而另外一些人则主张将其挪到取得第二个高等教育学位期间。会议所提出的具体建议不仅重要且意义深远。对不完美的担忧不应停止变革的步伐。为此，我们须将判断的主题作为法律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支付法学教育费用的方式，将如何影响那些即将进入法律职业的人士？除了依赖于付费的客户之外，法律人和法律教育家在什么程度上要考虑为法律服务和法学院筹措经费？怎样才能使意欲行善和做好的学生意识到有机会如此做？上述问题的答案均受下列因素的影响：取决于金钱补助的期限、贷款免除，和其它覆盖法律教育成本的资助形式。  【译者简介】孙海波，北京大学法学院。

以此而论，伦理不只是人们可以担负的美好，而是人们理解生活意义的核心所在，同样也是风险与风险防范的底线效应（the bottomline effects of risk and risk reduction）、制裁以及长期声誉的核心所在。同样，从事法学教育事业的我们要将学生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具有精神和物质需求、法律之外的知识、饱含激情又心事重重。

要培养以睿智（judgment）来追寻正义、具有敏锐商业头脑的国际性法律人才，是该动手的时候了。法律代理既是一种特权，又是一项与律师，法庭官员和接近政府、商业机构的专家之专业技能相伴，并作为正义工具的义务。

然而，计算机科学家阿伦?凯（Alan Kay）的话最让人心有余戚：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去创造未来。设计一集芝麻街的节目或者法学院课程内容时，这可能意味着，应注意在30分钟的时长中一个1分钟的观点要重现多少次才能强化它。[5] 我们所抵达的这个时代，已经无法承受年轻法律人在外所犯的大量错误。对部分和整体的关注还意味着，要记住学生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会根据自身的语境、社会、经济以及心理状况而思考，感悟、叙述和开怀大笑——不管他是一名学生、还是老师，抑或合作者。

  这是一个在法律教育上令人振奋的时代——一个改革的时代和创新的时代。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责任分配，家庭内、城市中、以及地区与国家间的暴力，上述问题与其他发展对我们而言，带来的不仅仅是困难和不幸。

法律职业本身纠结于做好与做好事、服务富人与服务穷人的选择。这一建议不仅来自金融和私人投资基金领域的人士，而且来自于诉讼和商法领域的专业人士。

因此，我们需要可以发现或制造的任何工具来缔造一种在经济、精神和道德上具有可持续性的法律工作环境——并创设支持人类创新和繁荣的法律。我们为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招收、教育和指导未来的领袖。